愛國未必無罪

反國民教育遊行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出現的種種矛盾，一方面固然可歸咎宏觀政治及經濟的轉型，另一方面則無疑與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方法有關，但歸根究柢，香港近年來較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似乎都離不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

對在殖民地時代飽受打壓的傳統左派來說，從2003年政府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致50萬人上街遊行開始，至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反對國民教育行動，都在在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團（包括資本家、政客以及吳康民先生口中的「港英餘孽」），為了爭取對香港的話語權，不惜數典忘祖，處處與中共政府對著幹。在這些左派眼中，中國在人權、法治、社會道德等方面固然有待改善，但中國社會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確是不斷進步。再者，在左派眼中，雖然回歸以來中共政府一直盡力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但近期卻有人發起所謂「光復上水」行動，並在行動中揮舞殖民地時期代表香港的旗幟、叫出「中國人滾回中國」的口號。對吳康民先生等自信愛國的人來說，這不正正是部分香港人犬性難改、不能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明證嗎？

當然，許多不屬於左派（或任何派別）的香港人，亦會覺得愛國是天經地義。他們未必會在五星旗前感動落淚，亦不一定會為「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成功交會對接、中國在奧運奪得87面獎牌、甚至莫言拿到諾貝爾文學獎而過分興奮，但他們亦不會認同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國家是建基於公民契約這類言之成理但流於學院式的論述。在這些不屬於任何黨派的人眼中，香港人就是中國人，因為香港人（少數族裔除外）身上流著的正正是中國人的血。這些人也許會反對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但他們亦會堅持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

在愛國這個議題上，如筆者這類從未親歷戰亂、自小受洋式教育、又早已離鄉入籍他邦的「港英餘孽」，其實是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但身為關心香港、關心中華文化的讀書人，我卻不禁想起余英時先生在〈「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一文中引述陳援庵先生在《通鑑胡注表微》的一段說話：「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於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我們也許不應期盼主政者必然施惠百姓，但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和文化（說玄一點，即一個國家的精神），已被掌權者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或「改革」中蹂躪得體無完膚，我們不得不問，有良知的人，又怎可以盲從附和去愛一個已然面目全非的國？

（載2012年10月16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10月28日後記：「城市論壇」中我不願見到的激烈表現，正好印證了香港人身份認同帶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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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與「核心價值」

皇后碼頭

近年有關香港的政治及文化論述，或多或少總會觸及「集體回憶」與「核心價值」這兩個相關概念。當然，概念本身並非新事物，但作為對香港論述的兩個主要用語，其出現一方面可以追遡至20世紀80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帶來的社會回響，另一方面則很明顯與九七回歸後香港經歷的政治及社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近十年來，尤其對香港中、青兩輩來說，對「集體回憶」和「核心價值」的肯定，儼然已成為對抗官商勾結以及香港社會日趨「大陸化」的主要策略。

當然，無論是「集體回憶」還是「核心價值」，其內容都有商榷之處。就以集體回憶來說，維基百科就列出了48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其中包括六七暴動、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亦包括歌手羅文、精工體育隊、利工民等），但無論是維基百科還是香港的街頭抗爭者，似乎都無法（或無意）對「集體回憶」作一明確的界定。至於「核心價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固然是香港人應該維護的社會道德，但從殖民地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說這些普世觀念是香港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我決沒有否定這些回憶和價值的意圖；我只想指出，香港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其集體回憶和核心價值無疑是會因時而異。

問題的關鍵其實不在於甚麼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也不在於甚麼才是香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訴諸集體回憶（見皇后碼頭事件）、表彰核心價值（如2004年近300名專業人士在香港報章刊登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歸根究柢，目的就是要凸顯社會的不公義以及抗拒香港神話的幻滅。上世紀90年代以前，香港人甚少會提及「集體回憶」或「核心價值」。這固然是由於以往公民意識較薄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港人對努力能換取成功的信念。回歸以後，香港社會是否變得越來越不公義、香港神話是否已幻滅等問題，不是在這裡可以說得清楚，但很明顯，香港以往賴以成功之路已起了徹底變化。如何重新凝聚香港人（這當然包括還帶鄉音的新移民）、如何在肯定過往成功要素和認同普世價值的同時，能為香港開闢一條可行之路，無疑是香港社會面對的最大挑戰。

（載2012年5月15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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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適到柴玲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今年2月24日是胡適之先生（1891-1962）逝世50周年紀念。胡適這名字，年輕的讀者也許會有點陌生。但從他1917年自美國學成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開始，胡適一生就和近代中國在政治、文化及學術方面翻天覆地的轉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胡適先後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和校長，亦在1938至1942年期間代表中華民國出任駐美大使。在文化和學術改革方面，他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以提倡白話文寫作為重點），以及他一直鼓吹「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原則，對往後的新文化運動無疑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今天還要談胡適，絕非要再來一次英雄崇拜，也不是要藉此悼念再無大師。今天重讀胡適留下的文字（尤其是近年重新整理出版、洋洋五十萬字的《胡適日記全集》），一方面固然可以讓我們從一個關鍵人物的角度去觀察大時代的轉變，但更重要的是從字裏行間我們可以重新領會到近代中國一浪接一浪的艱苦鬥爭。胡適一生倡導自由精神，他既不能接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亦不時批評在蔣介石領導下愈加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對胡適來說，中國所需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和包容的社會。政治及社會改革固然重要，但改革不應依靠激進手段，而應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這可從他常以「安心求學」來勸告學生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看到）。我無意（亦無資格）對胡適作出評價，但胡適一生經歷的起與落，很大程度都能反映出近代中國改革的困境。

今天再談胡適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剛看完六四民運學生領袖之一柴玲的英文版自傳 A Heart for Freedom（中文版《一心一意向自由》則未有機會讀到）。對1989年民主運動帶出的訴求，我是絕對認同；對參與民運的學生所表現的勇氣和作出的犧牲，我亦絕對敬佩。但與其說柴玲的新著是一部民運領袖的回憶錄（希望對六四民運有更深入認識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倒不如說是一部基督徒的懺悔錄。柴玲現在相信，要改革中國，就要先改造中國人的心靈；要建設民主中國，關鍵就是將中國改造為一個基督徒國家。我只想指出，近代中國已經歷過不少從上而下的大規模改革。中國需要的並不是以一種權威打倒另一種權威。帝制結束百年後的今日，中國需要的還是胡適提倡的自由、民主與包容。

（載2012年3月1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