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June 2009

史學與道德

史學與道德,關係千絲萬縷,看似是截然兩回事,卻又不能斷然分開。傳統史觀(如正史裡常碰到的褒貶意識)對此早有認知,即使近代史學(如婦女史或第一民族史)亦無意把兩者關係完全分割。研究歷史固然需要明辨是非的勇氣,但值得指出,同樣重要的是對異見的容忍和對嚴謹方法的執著。

歷史研究是一門人文學科,不像科學研究般往往以數據為依歸(當然,對科學史有認識的,亦會明白科學研究亦不能全然客觀)。從選題到資料蒐集到分析到結論,歷史研究過程中每一階段都不免存有主觀成分,而每一步驟亦不免或多或少反映個人價值判斷。

但歷史研究終究不應是展示個人道德的道具。認真的歷史研究是講求嚴謹的方法:那些歷史問題是特別值得探討?怎樣蒐集及分析所有值得參考的材料?如何建立一個說服力強且滴水不漏的論點?這些固然是基本的治學考慮,但若然連這些功夫也做不足,甚麼「鑒古知今」、「大是大非」這類的話也只是空中樓閣。

認真對待歷史,也就是要明白到,過去的人與事,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去了解。這不是說每一個角度、每一個解釋都有同等說服力,而是說要了解過去,必須首先放開成見,然後用最嚴謹的尺度去審視自己及別人提出的論據。也許有人會擔心,容忍異見(如「南京大屠殺非事實論」或「六四非不道德鎮壓論」)最終會讓歪論成為主流。這無疑是一個憂慮,但異見是不會因輿論或強權而消失。認真對待歷史,就是要相信,史事是可以越辯越明。

研究歷史,任重道遠,看似垂手可得,卻是難題重重。何謂有意思的歷史問題?怎樣面對浩瀚如海的歷史記錄?如何解決歷史記錄之間的深層矛盾?怎樣才算是滴水不漏的論說?解決這些問題,總不能不涉及個人價值判斷,但認真的歷史研究背後,還是可以找到一套嚴謹的立論標準。研究歷史固然需要一份明辨是非的勇氣,但明辨是非不能只憑一腔對正義的熱誠。研究歷史所需要的也是一份存異的胸襟和一份對方法的執著。這也許不是最時尚的說法,但在歷史研究的範疇裡,道德最終還是不能跟道理分割。

(載2009年6月2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